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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我疯狂改车，并且和朋友开了一个改车的铺子。大家觉得还是车好，好的车子比女人安全，比如车子不会将你一脚踹开说我找到新主人了；不会在你有急事情要出门的时候花半个钟头给自己发动机盖上抹口红；不会在你有需要的时候对你说我正好这几天来那个不能发动否则影响行车舒适性；不会有别的威武的吉普车擦身而过的时候激动得到了家还熄不了火；不会在你激烈操控的时候产生诸如侧滑等问题；不会要求你三天两头给她换个颜色否则不上街；不会要求你一定要加黄喜力的机油否则会不够润滑；不会在你不小心拉缸的时候你几个巴掌。而你需要做的就是花钱买她，然后五千公里保养一下而不是每天早上保养一个钟头，换个机油滤清器，汽油滤清器，空气滤清器，两万公里换几个火花塞，三万公里换避震刹车油，四万公里换刹车片，检查刹车碟，六万公里换刹车碟刹车鼓，八万公里换轮胎，十万公里二手卖掉。

我说：你他妈别跟我说什么车上又没刻你的名字这种未成年人说的话，你自己心里明白。

而且这样的节目对人歧视有加，若是嘉宾是金庸巩利这样的人，一定安排在一流的酒店，全程机票头等仓；倘若是农民之类，电视台恨不得这些人能够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席地而睡，火车票只能报坐的不报睡的。吃饭的时候客饭里有块肉已经属于很慷慨的了，最为可恶的是此时他们会上前说：我们都是吃客饭的，哪怕金庸来了也只能提供这个。这是台里的规矩。

第二天，我爬上去北京的慢车，带着很多行李，趴在一个靠窗的桌子上大睡，等我抬头的时候，车已经到了北京。

路上我疑惑的是为什么一样的艺术，人家可以卖艺，而我写作却想卖也卖不了，人家往路边一坐唱几首歌就是穷困的艺术家，而我往路边一坐就是乞丐。答案是：他所学的东西不是每个人都会的，而我所会的东西是每个人不用学都会的。

最后我说：你是不是喜欢两个位子的，没顶的那种车?